1989年夏季，这一年对于无数中国家庭而言，高考成为了人生的转折点。那时的录取流程极为繁琐，没有平行志愿、网络录取和电子档案，考生的大学命运完全依赖于几份纸质文件的流转。志愿表、成绩单、体检记录和政审材料，被小心翼翼地放入牛皮纸档案袋，依靠邮政系统在各地之间传递。每个环节均标注着“珍贵档案，切勿折叠”，但同时，这一流程的每一步都可能被人为操控。康辉在这一年仅十七岁，家在石家庄，就读于当地一所声誉不错的高中，成绩颇为稳定，按规律来说能顺利升入理想院校。然而，与大多数同龄人不同的是，他从早期就已经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。他并没有随波逐流选择热门专业，而是心怀对播音的渴望，这个想法源于高中时的一次配音活动。通过声音来塑造形象和表达自我的感觉，让这个年轻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从那时起，北京广播学院便成了他的梦想之地。尽管如今的中国传媒大学名声显赫，但在八十年代末，它并不被广泛知晓，许多家长甚至未曾听说过此校。身为一名优秀的学生，放弃其他综合性大学专业，追求播音专业在当时也让人难以理解，但康辉坚决选择了这一条路。

北京广播学院在河北的招生名额寥寥无几，除了需要优异的文化课成绩，还需通过专业考试。那一年，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涌入考场，渴望实现自己的播音梦想，最终只有三人获得了专业合格证，而康辉名列第一。文化课成绩公布后，他的总分早已超过清华和北大的录取线，按理说进入北广应该毫无悬念。然而，在这一切的背后，“常理”二字却没有如预期那般单纯。

那个炎热的夏季假期，高考录取结果陆续揭晓，康辉的同学们纷纷收到各自的录取通知书，但康辉的信箱却始终空空如也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十天过去了，家人开始焦急不安。按照当时的高考录取程序，若第一志愿未被录取，档案将转至第二志愿。然而，学生本人很难获知确切的录取进程，只能心存希望，耐心等待。终于，有一天，邮递员送来一个信封，家人围坐在桌前，满怀期待地拆开，然而呈现出的却不是北京广播学院的通知书，而是天津商学院的录取通知，专业为酒店管理。这个结果使全家都愣住了，尽管天津商学院并非不出色，但完全不符合康辉的志愿。按照理应的情况，他肯定应该被录取为播音专业。

康辉的父亲是邮电系统工作人员，熟悉信息流转和公文处理。他这一看通知书，第一反应不是愤怒，而是疑惑。他认为事情中必有蹊跷。一个文化成绩足以进入清华北大的学生，怎么会被调剂到与其专业无关的酒店管理？这显然与常规录取规定不符。于是，他立即致电北京广播学院招生办。回复他的是一记重击，招生办称河北省当年仅报送了两名学生的成绩，康辉并不在名单之上。这句话如同一块巨石重重落入心中。康辉明明在专业考试中获得第一名，文化成绩优异，为什么他的名字会消失在名单中？唯一的解释便是，他的成绩在流转过程中被人为截留。但招生部门坚称，成绩早已按时完整上报。由于缺乏电子数据和系统日志，所有信息只能依赖纸面记载，因此要追水落石，唯有回溯原始凭证。

康辉的父亲停下争辩。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，他意识到成绩的报送记录中一定能够找到真相。在当地电报局，他利用自己的人脉调取了发送成绩名单的底稿。展开底稿，他发现康辉的名字赫然在列，然而在实际发出的名单上，这个名字却被故意抹去了。这一发现让事情的性质骤然升级，显然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失误，而是有人在源头故意抑制了优秀考生的成绩。凭借这一证据，康辉的父亲再次走进招生办。这次对方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不再强硬，而是开始解释可能是工作人员的疏忽，并表示可以第二天补报。虽然听上去是解决方案，但父亲深知这种拖延意味着什么，今日是“第二天补报”，明日便是“再商量”。如若录取窗口关上，即使是再好的成绩也将失去机会。

于是一言不发，他严肃指出，要么立刻补报成绩，要么就将证据上报给上级。招生部门面对证据，不得不低头，最终在现场为康辉补报了成绩。可是问题并未就此解决，北京广播学院在接到补报后的准备录取时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。康辉的档案已经被天津商学院调走了。在当时的流程里，一个学生的档案只有一份。如果未能及时接收到第一志愿的档案，后面志愿的学校便可将档案调走，导致前面的学校无法正常录取。康辉的父亲开始了在石家庄、北京、天津三地之间的奔波，首先去北京广播学院讲述情况，校方表示理解，愿意协助解决。